记不得是哪一年,三联书店实行开架销售,那可能是上海最早的开架书店。所有的新书敞开摆在读者面前,任人翻阅,这对所有爱书人来说,是很伟大的事情。我记得在自己20岁不到的时候,一个生性害羞的男生来与我约会,约会的内容竟然就是带我到三联书店,然后各看各感兴趣的书,也不说什么话,顶多我给你看看我翻到的有意思的书,你给我看看你翻到的,这样一站能站两个钟头,虽然脚酸,但心里倒也不埋怨。十多年前,那种浪漫的约会形式还是蛮流行的,之后季风书店落成以后,也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4. 长乐路,背着书包的小天涯
上世纪80年代,我在长乐路第三小学念了六年书,曾经背着书包,随了一群比我更有主张的孩子们在长乐路上追逐来追逐去,我们这些弄堂里出来的小孩心目中倘若有“江湖”,那是大不出一条长乐路的。
我家距离小学只有5分钟的路程,那时的同学们情况皆如此,所以,我们放学后是绝对不急于回家的。长乐路一带那些深深浅浅的弄堂,就成为我们游荡的乐园,就地拉开一串橡皮筋,可以一直跳到天黑,热闹一些是玩“老狼老狼几点钟”的逮人游戏。有更刺激的游戏,是去看疯子。在同向巨鹿路菜场的一条弄堂里,有一个疯子,他天天嘴巴里不晓得在念什么,蹲在地上拣菜叶吃。我们一群小孩就远远躲了过去,等稍微挨近一点的时候,大家用橘子皮扔他,直到把他激怒,他就会咆哮着追过来,然后我们就豁出命一般地逃走。有一次他距离我只有几米远,我都记得他张大嘴巴,能看见獠牙。
那时候,男生中有打架最野的“男大王”,女生中有成绩最好并且心计最多的“女大王”,假若你不想被孤立,就必须跟在大王后头,像我那种成绩中庸、胆子又小的孩子,只有做臣民的命。领头的孩子会经常召集我们围在僻静的弄堂里,仿佛开国务会议一般商讨如何对付老师或者某个风头很健的学生。童年固然美好,但残酷的痕迹却依然划开,由不得你。成人世界的阴冷会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杀入幼稚的天地。
我至今记得某一天,在我们小学隔壁的弄堂里,我的那些同学们欺负一个肥胖的新生,大家砸了她的书包,撕了作业本,“女大王”强硬地命令别的孩子上去抽她耳光。那个“女大王”平日在老师面前,甜美温顺,绝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可能因为当时我和她是全班唯一家庭里有海外关系的学生,所以她一直喜欢拉拢我一起玩,还经常请我去她家。其实我心里一直非常怕她,她在我眼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和她做朋友,并且在这种违背内心感受的情况下,使我的童年有了最初的成人化。
因为种种纷扰,我讨厌同学,讨厌老师,有时候,我宁可一个人拎着书包在长乐路走,由东向南一直走下去,走过老锦江,走过兰心大戏院,越往前走,越以为自己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会不会走到有火车铁轨的地方呢?可事实上,我一走过陕西路就肚子饿了,站在生煎馒头店外踌躇不定,然后打退堂鼓乖乖掉头回家,浪迹天涯以失败告终,当失败的流浪者回到家中,母亲责问去哪里野了,我心里就仿佛游子一般满怀说不出的创伤。
前年,十多岁去了法国的表哥相隔20年回到上海,一放好行李第一件事情,竟然是要去找长乐路成都路路口的一家面馆,说要吃一口焖肉面,那是他小时候每天一早上学前的早饭。在时尚店铺聚集的长乐路上好不容易找到了面馆,已经无法确认这是否是20年前的同一家面馆了,价格也翻了不知道多少倍,总算焖肉面是吃到了,表哥心满意足,问他是不是以前长乐路的那个味道,他连说“是”。其实我知道他的感受,纵然时光飞逝,我们宁愿一切犹在。
5. 红房蓝村,西餐情结
不只一次听到有人用不屑的态度谈论淮海路上的红房子,说那里面的服务生都是下岗女工一般的老阿姨,国营氛围浓厚,跟现在新兴的西餐厅相比,真是落伍了。有这样看法的人没错,但是,他们要么不是地道的上海人,要么就是踏上社会以前,住得距离市区比较远,否则,是绝对不会对老派西餐社无所怀念的。
从我记事起,就跟着一大家子去离家不远的西餐社吃“大菜”了,一周左右去一次,围坐在一张长桌子两边,将白色的餐布照仿大人的样子朝膝盖上一铺,顿时有一些神气。跟如今动不动人均300、400的西餐厅相比,那时候的西餐并不昂贵,普通家庭都承受的起,于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休息天带小孩去吃西餐,仿佛也是灌输教养的一部分。而小孩的心目中,吃西餐仿佛是距离成年人更近了一步。
我都记不清是从几岁开始,就学会了喝汤的时候勺子要由内向外勺动,如果汤渐渐见底,那么就用左手轻轻掂起盘子靠向自己身体的一边,切肉类的时候要尽量切得小一点,最好切成好看的长条状,绝对不要让刀叉在盘子上撞击出响亮的声音……那时候红房子在陕西路长乐路口,而现今红房子所在的位置,当年其实是上海西餐社。上海西餐社里有个专门传送菜的“小电梯”,我以前每次去都要站在旁边看一看,真的跟法国电影《虎口脱险》中小酒店里的那个“小电梯”一样。我不清楚现在的红房子里面有没有那个“小电梯”,倒是偶尔去吃一吃那道烙蜗牛,味道还是和以前一样好。
除了上海西餐社和红房子,我们家经常去的还有思南路路口的蓝村西餐社,那是个有火车坐厢的小餐厅,很俭廉,却非常有味道,里面炸猪排好吃得很,裹了面包粉,香得体面而家常,完全不似现在的炸品那么油腻张扬,吃之前上面略微浇一点醋,切的时候一点不费劲,我已经将近20年没有再吃到那个味道了,那种过过小日子足矣的洋味,恰似路边那不起眼的梧桐。
我曾经以为,假如《十字街头》里倜傥却不阔绰的赵丹饿了,就该溜达到蓝村里面去吃一块猪排。上世纪80年代的蓝村还有一个“镇店之宝”———是一名获得过上海优秀劳模称号的服务员,那可能是全中国最“克勒”的劳模了,他擦了发蜡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佩戴一副细边眼镜,表情严肃却很有人情味,印象里每次见到他都是餐厅中最繁忙的人,可他从来不慌不忙,像一位绅士一样腰板挺直却灵活穿梭在桌子间,拿着纸笔耐心听每一位客人说话,并且会在客人离去的时候一直送到门口,脸上的好意一点不敷衍。客人们都喜欢称呼他“劳模先生”,他听了就颔首一笑。他虽然是服务员,却能让人敬重他的工作,相比之下,现在很多硬件非常好的西餐厅里,服务生不会尽心尽力,却习惯用势利的态度对待客人。
蓝村后来拆掉了,相继拆掉的,还有淮海路襄阳路的天鹅阁,长大后碰到一个也住在淮海路的朋友说,天鹅阁做的是意式菜,我记不大清,只记得那里做的奶酪海鲜面很好吃,小时候在襄阳公园里看完“世界珍奇猛兽展”,脑子里被那些六条腿的牛、两只脑袋的蟒蛇、面孔像骷髅的狗弄得很害怕的时候,就会跟大人到天鹅阁吃一顿西餐压压惊。
去年南京东路的德大西餐社搬走之前,我赶紧赶过去吃一顿,德大是我父亲母亲定情的地方,那是另一辈人的上海往事,但没有德大,就没有我。前不久邀几个朋友同去搬到南京路成都路口的德大,我们看看周围年轻客人很少,左边一位戴鸭舌帽穿背带裤的老先生在和人到中年的儿子吃饭,左边是一群香港老太太在吃水果派,大家都低声细语。等吃过德大经典腓力牛排后,之前吵着要去宝莱纳的朋友服帖了一点,忍不住说:“恩,还是蛮‘老法’蛮嗲的。”
6. 长春食品商店,南昌路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逛淮海路上的长春食品商店,可能很久以前我们并不能吃到太多好东西,所以对大的食品商店会如此感兴趣。挤在柜台前看营业员称食品,有巨大的快乐,穿了白色工作服戴了袖套的营业员,站在数不清的动物饼干、金币巧克力、赤豆糕后头,在我眼里就仿佛是一个财大气粗的君主,那些食物往秤上放多放少,都是她们说了算,让我羡慕得不行,甚至动了长大要当食品店营业员的志向。
每个住在长春食品店附近的小朋友,都有最钟情的食物在那里面,表哥就一直记得一种“石头巧克力”,就是石头状的一大块,称分量买,吃的时候要用榔头敲开,然后啃着吃。他从法国回上海的时候,就特地去长春搜寻,可是已经没有了。我最钟情的是一种动物巧克力,一小块一小块,做成小猪、兔子、狮子、狗的形状,我通常吃之前先摆开一桌子,编个森林里的小故事说给自己听,然后再趣意盎然把这些小动物一一吞下。
夏天的时候,大人在食品店买完东西,还会带我去地下室吃冷饮,那个时候长春里面有一个地下室,类似与现在购物商铺里的美食广场,年轻情侣会在那里劈情操,喝那种玻璃杯盛满的冷冻咖啡,用吸管吸。我是只喜欢吃那里的刨冰冰淇淋的,端上来满满一大碗,冰淇淋奶油味很重,跟那个年代的“光明牌冰砖”味道相近,刨冰含在嘴里,凉爽快意,最有意思的是那个铝制小调羹,上面是挖了个洞的,一边吃,一边看着冰汁从那个小洞缓缓流走,大人在旁边聊了一个钟头,我也不觉得郁闷。
长春食品店隔壁的一条弄堂,一直通到南昌路,我有很多小朋友家住南昌路,所以我经常去那里玩。以前的南昌路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商业,就是一条干净安逸的小马路,有许多带了院落的好看老房子。我经常和小朋友们一起在复兴公园跑累了,在雁荡路买粘纸的小摊位上看了个够,然后从南昌路穿到淮海路回家,便捷得很,仿佛佐罗翻山越岭后从一条暗中小道返回府邸一样,所以当我每回穿过那条弄堂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弯下身跑,好像真的感觉自己本领大得很。
这样的劲头下,有一回果真以佐罗的名义闯了个祸。我妈妈的同事张伯伯家就住在南昌路,张伯伯有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儿子,那天张伯伯给我们在雁荡路上一人买了一把塑料宝剑,于是两个小孩就挥舞宝剑从南昌路一路打到长春隔壁,非要决一雌雄,最后张伯伯如《佐罗》中善良主张和平的教士一样冲上来阻止我们,没想到我一剑砍下去,恰好命中他手腕上指针走了20年的劳力士手表,这一剑使它再也没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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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个老伯伯,年纪八十八。早浪头八点钟起来,乘八路电车,跑到八仙桥。买勒八碗八宝饭,一共享脱八十八块八角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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