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国的“黑暗富豪”是怎样炼成的

国企老总移花接木，山东鲁能私有化zz
小愚 发表于 2007-1-10 14:55:00

《财经》杂志


2006年12月30日，山东省省会济南市迎来了2006年的最后一场雪。纷飞的雪花中，带有“
鲁能”字样的各色广告灯牌悬挂在主要的道路边，在深夜清冷的街头显得格外耀眼。

　　鲁能近年来崛起于山东大地，横跨煤电、矿业、房地产、工程建设、金融、体育等多
项产业。这个名字不论是对电力业界资深人士，还是街头匆匆而过的行人，都如雷贯耳。
鲜为人知的是，经过一年来的辗转腾挪，这个庞大的企业王国已悄然易主。

鲁能集团，这个原为国家电网山东电力集团公司下属的“三产多经”企业（电力行业
内部对“三产”和多种经营公司的通称），如今已然是羽翼丰满的企业王国，总规模不仅
超过原母体山东电力集团，也超过胜利油田、兖州煤矿、海尔集团等其他知名本地企业巨
头。据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截至2005年底的数据，鲁能集团以总资产738.05亿元傲居
山东企业第一。

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巨无霸”数年前已并非国有企业，主要由具有垄断地位的电网
系统职工控股；更少人知道，今天的鲁能，已经完成了惊险的一跃：在内部人严密运筹之
下，职工退股已经基本完成，两家位于北京的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首大能源）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下称国源联合）——已获得鲁能集团91.6%的股份。
鲁能集团股权的作价依据，为鲁能集团截至2005年底的账面净值，并且减去了鲁能集团向
股东支付的2005年度现金红利。以此计算，两家公司收购总价格约为37.3亿元。

2006年12月，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陈光健上书国务院，反映
鲁能清退职工股并引进两家私人企业股东的情况。这封信措词峻急，请求国务院成立专门
调查组，查清这一事件中可能涉及的“腐败问题”。

鲁能两个“新主人”的名称，在鲁能内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一度被称为“绝密中的绝
密”；如今，正是这两家名不见经传的神秘公司，成为这一大型综合性财团的绝对控股人
。从这两家“幸运的”新股东往上追溯，则是层层叠叠密如蛛网的股权转让与交易网。


今天的鲁能究竟属于谁？云深不知处，答案在这张网中。


既成事实

“鲁能集团公司层面的职工退股已基本完成。”2006年11月8日，鲁能集团政治工作部
宣传负责人金涛向《财经》记者证实。

事实上，鲁能集团远不止是“基本完成”职工退股而已。在鲁能内部，北京两家私人
企业入主鲁能集团的说法早就悄悄流传，但长期以来，无人知晓是哪两家公司，更不清楚
是用什么价格、什么方式转让股权。即便到了2006年下半年，鲁能集团股权转让及相关的
股权变更手续完成以后，这一消息仍然被严密封锁。《财经》记者遍询鲁能集团与山东电
力业内人士，无人说得出新股东的名称。金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仍然否认鲁能
正在进行改制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说法。

与此同时，中央国资委、国家电监会等部门的高级官员也表示，迄今没有接到鲁能集
团股权转让的报批文件。

然而，新晋股东绝对控股鲁能集团，早在半年前就已成为现实，有关工商登记变更业
已完成。

山东省工商局资料显示，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于2006
年5月获得了当时鲁能集团35.77亿股本中的91.6%。鲁能集团50家股东中，除三家公司，其
余股东均已完成职工退股，随即将所持鲁能集团股权悉数以净值作价转让。其中，山东省
电力工会委员会（当时名称为中国水利水电工会山东电力委员会，下称山东电力工会）持
有的31.52%股权转让给首大能源；其余46家股东合计持有60.09%的股份则转让给国源联合
。

2006年6月10日，鲁能集团已经召开了新一届股东会，刚刚完成股权变更的新晋大股东
立即宣布增资。首大能源与国源联合计划共同增资37亿元左右，采用分期付款出资的形式
进行。目前，第一期认缴出资7亿余元(国源联合4.1亿元，首大能源3.4亿元)已打入鲁能账
户；第二期认缴出资29.7亿元约定于2006年12月31日之前到位。

待增资完成，鲁能集团的注册资本将达到72.94亿元，国源联合、首大能源分别拥57.
29%和38.59%。

鲁能集团新一届董事会亦已正式产生：原董事会成员钱平（山东电力集团总会计师）
、焦德房（鲁能物业公司总经理）、刘建旬（山东青岛供电公司总经理）、王鲁军（山东
电建三公司经理）等去职，同时去职的还有于世昌（山东电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等五名
监事。新晋大股东国源联合派出三名董事李彬（国源联合董事长）、霍宏、肖翠兰，首大
能源派出两名董事熊宏伟（首大能源董事长）、曾鸣（首大能源子公司首大能源科技公司
董事长），在九人董事会中共据五席。

代表新大股东进入鲁能集团董事会的国源联合董事长李彬年仅36岁，是内蒙古包头市
人氏。

鲁能集团核心人物董事长高洪德与总裁徐鹏继续担任原职。

高洪德与徐鹏均从山东临沂起步。高洪德历任山东临沂行署办公室科长、电业局副局
长、山东电力局局长助理、山东鲁能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等，之后经历鲁能历
次股权转让，目前仍担任鲁能集团的董事长；徐鹏曾任山东临沂电业局局长，2003年前后
进入鲁能集团总部，任分管地产业务的副总裁，其后很快被提升为鲁能集团总裁。

如果一切顺遂，新董事会及其所代表的新晋大股东意志，将主导鲁能这家总资产超过
700亿元的企业巨头未来的命运。


“转制”三部曲

2006年的这场改制，对鲁能决策者来说，可能是水到渠成之举。

作为一家由山东电力集团公司养育的公司，鲁能集团近年来在业务层面数道并进，跨
地区跨行业拓展雷厉风行，作风高调进取，迅速崛起为煤电、房地产和资源行业的重要玩
家；同样是近年间，鲁能集团内部股权结构与资产交易频仍，作风同样激进却极为低调，
令业内资深人士也难窥堂奥。

“鲁能的企业性质到底是什么？”前不久，电监会价财部一位负责官员向鲁能旗下鲁
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一位高管发问。答曰：“不是中央国有，不是地方国有，也不是私人
企业，是‘四不像’。”

“那资产呢？”

“资产也说不清，国有、私营都有。”

　　“说不清”的鲁能，历史原本并不模糊。

　　“鲁能”，原本是山东电力集团（当时为山东省电力工业局）下属第三产业和多种经
营企业的总称，创建于1995年，其前身可追溯到1988年成立的鲁能电力开发公司。鲁能第
一任总经理崔兆雁回忆，创业之初“只有五个人，一间办公室”。这是第一阶段的鲁能，
至1998年时总称“山东鲁能集团总公司”，经营的资产约26亿元。

电脑中毒。
以上内容完全由电脑病毒随机生成并发送,小弟并不明白其涵义,故小弟不对以上内容负责,请不要跨省追杀,谢谢！

完成职工持股改造的鲁能，正在迎来国家电网公司力推的特高压电网项目带来的宏大
机遇。

尽管鲁能集团在山东省内装机容量早已占到10%以上，但在鲁能集团政治工作部金涛看
来并不多。他告诉《财经》记者，鲁能集团主要发电资产在于2003年之后发展的“增量”
部分，大多来自其遍布全国的煤电基地。这些大型煤电基地多与当地政府或者发电集团合
作，且因配合国家电网公司正在力推的特高压计划，在贷款和土地审批等方面得到多方“
关照”。

前山东电力集团董事长刘振亚于2004年底升任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国家电网公司建
设特高压电网的计划提出于2005年年初，自此以后，业内就特高压电网安全性、可行性的
争论之声与国家电网公司坚持推进的力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电监会一位官员曾对特高压电网项目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查，他告诉《财经》记者，
特高压输电线的起点附近，分布着众多鲁能的煤电基地。这些煤电基地的规模庞大，装机
容量动辄几百万千瓦。

为什么各地政府与企业愿意选择鲁能共同开发煤电基地？神华集团准格尔能源公司的
一位资深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煤电联合的企业把电发出来不难，难的是怎么把电送上
网——“没有电网背景的企业，入网就难，即使能够接入电网，同样的电，煤电联营企业
往往不能享受与其他电厂一样的价格。”

2006年11月28日举办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国际会议之上，国家电网公司强调了特高压的
发展规划——在2020年前后，国家电网公司要建成覆盖华北－华中－华东的交流特高压同
步电网，同时建设西南大型水电基地±800千伏特高压直流送出工程，构成联接各大电源基
地和主要负荷中心的特高压交直流混合电网。

2006年8月19日，国家电网公司百万千伏的交流特高压实验工程正式奠基。这一工程起
于山西长治，经河南南阳至湖北荆门，全长约653.8公里，工程总投资约58亿元。在这一工
程的起点——晋东南地区，分布着河曲煤电项目、王曲煤电项目、晋东南煤电化基地等多
个大型煤电项目，这些项目均属鲁能所有（参见表A：特高压项目中的鲁能利益（1））。


按照2005年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可行性报告，特高压工程的骨
干网架将覆盖南到广东电白、北到黑龙江呼盟，西到云贵高原、宁夏和陕北，东至上海，
形成全国联网“一纵四横”的格局。鲁能正在建设的晋北煤电铝基地、新疆哈密煤电化基
地、宁夏宁东能源重化工基地、山东菏泽煤电基地等十多个“巨无霸”项目，多与特高压
的“一纵四横”相对应（参见表B：特高压项目中的鲁能利益（2））。

2006年以来，鲁能集团投资的一系列大型发电项目已陆续建设完成。据媒体报道，按
照鲁能集团的产业发展规划,到2010年,鲁能拥有装机容量预期将达3600万千瓦——根据中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统计，2005年末，中国最大的发电集团——华能集团在控股了内蒙古
的北方电力公司之后，其可控装机也不过4321万千瓦。

“鲁能新上的这些大型煤电基地，位置好，又有电网的支持，盈利不成问题。银行都
是追着我们贷款。”鲁能矿业集团一位正在参与煤电项目建设的中层干部告诉《财经》记
者。


退股静悄悄

依电网垄断优势，藉电网职工持股之身，鲁能集团在完成了帝国构建之后，又开始了
清退职工持股的第二轮“改制”。

无论立场站在哪一边，对于职工持股并非大企业股权结构的稳定态这一点，其实并无
异议。但是向什么方向演化，以什么规则进行，是留下来的最大悬念，也成为引发鲁能改
制争议的又一大诱因。

鲁能职工退股始于2006年初。正如前山东电力集团董事长、现任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
刘振亚在2006年10月间一次会议上所说，过去职工持股会的做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这些问题成为深化改革要解决的问题；要“彻底
清理职工持股会……将其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委托信托机构投资等合法规范的形式”。


不过，作为电力系统最大的职工持股公司，鲁能职工退股虽为众目所瞩，其运作却极
为低调。

操作本身当然并不复杂。由于鲁能集团股权操于共计50家代表职工持股的公司和“工
会”之手，而不是由职工直接持有，所谓清退职工持股，即这些公司回购职工所持的股权
。

为了避免退股产生震荡，方案执行时采用从“外围”到“内部”的步骤，内部人士称
之为“剥洋葱方案”。

一些视野更开阔的集团中层人士心中明白，此番退股是为了“引入战略投资者”，亦
即外部投资者。但“除了核心人物，所有人都不清楚鲁能的股权将卖给哪家公司”，一位
中层经理说。

　　如同数年前被要求集资持有鲁能集团一般，山东电力及鲁能系职工对于今天的退股也
是随波逐流，没有形成实质性的障碍。目前，45家代表职工持股鲁能集团的公司均已顺利
清退职工股。另外还有山东汇丰投资有限公司、山东鲁电投资有限公司、济南拓能投资有
限公司三家原股东尚未完成职工退股，在新股东完成增资后，三家股东将分别持有鲁能集
团0.44％到1.91%不等的股份。

　　三家拒绝退股的企业中，有一家是因为员工强烈反对，另外两家电建企业则是因负责
人考虑到电力系统即将启动主辅分离改革，没有同意清退职工股。

　　不过，“由于集团领导态度强硬，我们觉得退股是迟早的事。”2006年10月下旬，其
中一家电建企业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

2006年上半年，鲁能集团曾向全体股东分配股利2.01亿元，并将3.83亿元未分配利润
转增资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35.77亿元，分红后的净资产约40.73亿元。两家新股东国
源联合、首大能源以2005年净资产扣除分配利润后的金额为作价依据收购，由于上述三家
企业退股未完成，实际所持股权为91.6%股份。

　　退股职工们对这一价格感受不一。一位山东电力退休职工告诉记者，他参与集资3万元
，但与以往不同，此次集资入股的收益并不高，每年只有1000多元的股利，“早点退了至
少能现在就见到钱。”另一位鲁能下属电建公司职工则直称：“退股金额太低。这几年鲁
能在全国拿到了那么多煤电基地和房地产项目，总资产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事实上，如果当年部分交易的合法性仍然悬疑，而转制又未经有透明度的评估和转让
程序，退股金额高低的讨论本身殊无意义。

电监会电改办一位官员认为，退股的第一步应该是经过独立评估程序。“首先分清现
在鲁能资产里面，哪些本来是违规划出部分，应当划归国有的”；然后，再“引入公开的
竞争，通过市场机制为鲁能定一个合理的价格”。

厦门大学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也认为，鲁能职工股分配时就属内部人操作，不具
透明度，职工没有在持股时享受应有的权益，在退股时也不完全出于自觉自愿，这一操作
办法本身有问题。“如果由高层的暗箱操作来决定用什么价格退股、引进哪个战略投资者
，容易侵害广大职工的利益。应该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的方式，通过市场机制去决定谁能成
为战略投资者，以及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鲁能。”


新主人？

目前控股鲁能集团的新股东国源联合（增资后持股57.29%）、首大能源（增资后持股
38.59%）均注册于北京，在人们印象中颇为陌生。一些电力业内资深人士听闻首大能源从
事过清洁能源业务，但对其具体项目知之甚少。

　

电脑中毒。
以上内容完全由电脑病毒随机生成并发送,小弟并不明白其涵义,故小弟不对以上内容负责,请不要跨省追杀,谢谢！

阅~

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陈泰然：中国的“另类富豪”是怎样炼成的
表于 2009-08-10 00:47:29
这是一个崇拜财富英雄的时代，也是这个年代造就了一个个有着天文数字家产的财富英雄。然而当我们面对“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名字，为他们的奋斗历程所吸引，无比羡慕他们的巨额财富时，不知你有没有想到，那“富豪榜”上的金灿灿的名字并不是真正的富豪，真正的巨富的名字远不是那么耳熟能详，甚至是你闻所未闻的，他们看似普通，却在黑暗中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财富，他们是中国的“另类富豪”。
说他们“另类”是因为这些“另类富豪”既不是盘踞传统产业的领袖，也不是新兴产业的新贵；他们的“企业”不是技术驱动的，也不是产品驱动的；他们不是发迹在市场繁荣的大都市，相反却称雄于相对闭塞的小山村；他们昨天还是游手好闲的乡间闲汉，今天就成为坐拥亿万家财的豪富巨贾；今天他们都戴上了“代表”、“委员”各种各样的光环，也许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们那些令人眩目的财富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也不可能让你知道……
山西的吕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神秘的“另类富豪”，这个65年出生的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拥有人民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吕先生确实不愧对这张金色文凭，他任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8年间（2001~2009）几乎垄断了沁水所有的煤矿的探矿权、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总价值达800亿人民币。800亿，该在“富豪榜”上排名第几？短短8年，吕先生是怎样以每年百亿的速度聚财的？让我们不妨从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来一探究竟：
1998年，吕先生联手原嘉丰镇党委书记马刘勤，将年产15万吨的南凹寺煤矿，以60万元的价格承包，取得总资产65亿元和年利润2000万元的南凹寺煤矿的永久经营权,并以该矿为载体，注册了属于他自己的‘晋城中嘉煤炭实业有限公司’，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2001年，吕先生又瞄向了沁水县国有煤炭骨干企业“三矿一站”。“三矿一站”资产精良，占沁水县国有资产总额的80%，其经济收入占沁水县财政总收入的70%，总价值800亿元。于是，吕中楼再次联手马刘勤和沁水县原县委书记申会，借国有企业改制之名，将账面资产总值5.2亿的国有资产低估为1.27亿，并联合四家外来民营企业共同组建“沁和煤业有限公司”，吕先生交款1250万元，拿到“三矿一站”的75%的股份，将国有煤矿揣入自己囊中。
2004年，吕先生为首的“沁和煤业有限公司”又以比较“实惠”的价格先后将沁水县永安煤矿、南凹寺煤矿、端氏镇曲堤煤矿、中村镇北庄煤矿以及刚刚改建完的中村煤矿一并吞入。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兼并和收购都是在“国企改制”的光鲜旗号下进行的。
如此“国企改制”的结果是：价值数百亿的“三矿一站”的四家国有企业，仅占25%的股份。而吕先生自己的企业却占有了800亿国有资产的75%的股份。
如此“国企改制”的结果是：一个本该富裕的县，却没有富裕起来，而该县不止800亿的国有煤矿资源，却成了一个人的资产。
如此“国企改制”的结果是：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沁和能源有限公司“避税”7个亿。而吕先生则以扩张之名，加速转移资金，先后投资数亿元用于控股晋城市城市信用社、购买国债理财、在北京成立担保公司等，并且掌控了北京东海房地产公司。而如今他正在与南非商洽新的投资项目。
如此“国企改制”的结果是：一个“另类富豪”的诞生。
当我们还在抱怨每平米10000元的房价太高，让我们“无家可归”时，原来“另类富豪”们的家产是以“百亿”为单位计算的；当我们还在为企业的盈利模式争执不休时，“另类富豪”们只是淡淡地说一句“俺们有矿”；当我们还在卖力打拼养家糊口时，原来“另类富豪”们只是将国有资产换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坐享其成。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从吕先生最初投资的60万，到现在的800亿，是多少倍的利润呢？吕先生也没有“冒绞首”的危险，相反却当选了“山西省优秀企业家”、“山西省青年实业家”，“晋城市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中国有多少这样的“另类富豪”呢？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在他们身上不知道覆盖了多少层保护伞，阻挡了你的目光。这些“另类富豪”们也永远不会登上各种各样的“财富排行榜”，因为他们攫取财富的方式见不得光。

电脑中毒。
以上内容完全由电脑病毒随机生成并发送,小弟并不明白其涵义,故小弟不对以上内容负责,请不要跨省追杀,谢谢！

发表于 2009-07-04 13:52:29 类别：时评“梅都模式”应当随着大楼一起倒掉

文/魏英杰

7月3日上午，上海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倒楼事件的调查结果。调查报告没有提到对有关责任人如何处理，但从此前报道来看，该楼盘开发商的股东背景、股权结构性质，以及当地集体土地的开发模式，同样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倒楼事故发生后，有媒体披露，莲花河畔景苑的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多名政府人员入股。随后梅陇镇方面承认，梅都房产第二大股东阙敬德确实担任“镇长助理”一职。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一份梅都房产的“股东表”上还显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张志琴曾为梅陇镇征地所工作人员，另一名股东张锦樑目前仍然是“镇政府的员工”，此外多名股东亦与梅陇镇政府有直接或间接关联。

镇政府工作人员直接参股辖区内房产公司，其利益关系相当可疑。那些曾在镇政府工作的“前工作人员”，因此是否产生“内部人交易”现象，也值得进一步调查。从初步情况看，当地镇政府和该楼盘当存在着极其复杂的“裙带关系”——比如该楼盘的承建商和物业公司的法人代表也在股东名单上。

梅都房产的股权变化过程可能也存在违规之处。上海市房管局网站信息显示，梅都的企业性质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而据《财经》杂志调查，梅都房产原为梅陇镇下属三产企业，经过两次改制之后才彻底成为私营企业。

梅都房产成立之初，上海莘闵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和梅陇镇征地所分别持有该公司20%和80%的股份。（当时征地所负责人阙敬德担任法人代表、董事长）1997年第一次改制，上海迅豪置业（法人代表也是阙敬德）接盘了上海莘闵房地产所持20%股权，转让金额为240万元。2001年第二次改制转为私营企业后，股东分别来自镇政府征地所、土地所、迅豪置业等。值得指出的是，梅都房地产与迅豪置业不仅共用同一个工商注册登记地址，梅陇镇征地所还是迅豪置业的直接出资人之一。

由镇征地所出资成立的公司来接盘自己占大部分股权的另一家公司，最后怎么彻底成了一家私营公司，其在改制过程中是否发生集体（国有）资产流失，种种问题就这样都摆在了社会公众面前。而从上述披露信息可以看到，梅都房产在改制过程中，基本上是由镇政府工作人员及关联人士操作控制的，这些人最终又成为改制的直接受益人。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MBO（管理层收购）吗？可要知道，由现任政府工作人员收购自己管理的集体资产，这种现象即便不算违法腐败行为，也该被看作是一种不规范操作。无论如何，上级有关似乎有必要就此展开进一步调查。

更要看到，梅都房产改制不仅涉及“内部人交易”，还影响到当地土地征用、商业开发等相关工作，更可能牵涉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梅陇镇原为上海的城郊地区，下辖若干行政村和居委会，当地征用开发的土地应有集体土地无疑。（梅陇镇政府网站相关介绍和文件可作佐证）而据媒体披露，莲花河畔景苑所在地块（一部分原属梅陇镇张慕村）出让时的中标价格极为低廉，土地楼板价格不到604元/平方米，既不足同期公开出让土地价格的三分之一，与该楼盘的累计合同均价（14297元/平方米）更是相距悬殊。

既然是集体土地，当地居民（农民）理应享有从土地开发中获益的权利。然而，在土地征用和开发过程中，集体土地被贱卖，当地居民应得利益自然少得可怜，而由于原为从事镇集体土地开发的梅都房产已彻底沦为私营企业，当地土地出让、开发所获巨大利润无疑也落入了私人腰包。不得不说，即便这在表面上符合各种相关明文规定，对于当地居民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

从解剖梅都房产这只“麻雀”，当下城市土地征用开发的一种“灰色模式”由此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一部分政府官员先是利用手中职权，以政府部门或集体（国有）房产公司的名义，通过极其低廉的价格（从当地农民手中）拿到土地并进行商业开发，然后借用（空壳）私人公司入股的形式蚕食集体（国有）企业，从而获取不当的高额经济利益。这些政府官员甚至连土地商业开发的“剩余价值”（比如承建楼盘和物业管理）都不轻易放过，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关联私人公司从中渔利。

媒体时有披露，有些政府官员通过私营企业出面进行土地商业开发，从中牟取利益。现在暴露出来的城市土地开发的“梅都模式”，一些官员干脆绕过了私营企业这一“代理人”，自己当起了房产公司的老板，一边利用职权拿地开发，一边将所得利润放入个人腰包。这种土地开发模式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成立“梅都房产”这样的集体（国有）企业和“迅豪置业”这种所谓的私营企业，两边根据情况互相参股，那么楼盘开发出现亏损时便可以转嫁到集体（国有）企业头上，盈利的话则由私营企业统统拿走。

“梅都模式”的可恶之处就在于，土地是集体和国家的，开发所需资金也可能是国家或集体的，亏了钱还可能由集体或国有企业承担，赚到的钱却是政府官员自己的。相对于一幢大楼的倒塌，这种土地开发的幕后交易模式尤其值得进一步追问和查处。对此，上海市有关领导和监督部门应当对全市房产开发商（就其股权结构和股东背景）展开专项清查，坚决杜绝和清理政府工作人员从商行为，防范并查处类似城市土地开发违法乱纪现象。

2009年7月3日

电脑中毒。
以上内容完全由电脑病毒随机生成并发送,小弟并不明白其涵义,故小弟不对以上内容负责,请不要跨省追杀,谢谢！

南京一国企被管理层集体私吞 零成本完成私有化(1)
2009-08-12 07:28:17 中国经济网 【大 中 小】 经多位知情人指认，记者才确认这座未挂公司铭牌的大楼，就是江宇集团总部。本报记者周国洪摄

南京江宇集团全体股东被指涉罪事件调查

一个化公为私鲸吞国资的典型样本

临街的院门两侧没有公司铭牌，颇具气势的楼宇上也找不到任何公司标识。如果没有知情人指点，外人根本无从知晓这座低调而神秘的现代楼宇，就是资产总额、年营业收入均已高达数十亿元的南京江宇集团的公司总部。江宇集团似乎已凭借刻意的低调，淡出了公众视野。

然而，一份指证该民营企业江浩等全部11名自然人股东涉嫌侵占巨额国有资产、挪用2100万元国企资金、巨额虚假注册等多宗经济犯罪的举报材料，骤然把江宇集团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江宇集团究竟包藏着怎样的秘密？被指涉罪情节是否存在？《经济参考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数十页原始证据，重现国有资产“归零”路线图

“一家总资产近两亿元、净资产至少超过2000万元的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就被该国企管理层以零元的价格占为己有———这就是江宇集团发家的原始起点。”举报人杨海在其举报材料中反映。

现年31岁的杨海，自江宇集团成立之日即担任集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是公司核心成员之一。作为改制前“老国企”———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工程公司(简称“国有市政公司”)的财务人员，杨海经历了从原来的“国有市政公司”到私营市政公司、再到江宇集团的全过程。

为查证杨海的举报线索，记者调阅了南京市工商局存档的国有市政公司资料。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1993年，多年承接当地市政建设工程。时至1999年，该公司已先后承建江宁开发区80%以上的道路建设，发展成为具有完备施工资质、资产总额达1.3亿元、年营业额达5600万元、净资产达2504.3万元的颇具规模与实力的国有企业。

公司的改制文件则反映，2000年5月20日，国有市政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江浩，与管理层戎本军、夏菁等人成立“改制工作小组”，委托南京永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经评估，国有市政公司“资产总额为1.98亿元，净资产为2110万元。”

此等规模的国有企业，要变更为100%的纯私营企业，这在民间资本尚不发达的当时，颇具难度。然而操盘者们很快找到了办法：将一笔巨额应收账款申报为坏账“核销”，从而为国有市政公司“核销不良资产2133万元”，“最终确认该企业的净资产为-344万元。”国有市政公司的“零资产出售”式改制，就此上演。

“国有市政公司为什么在改制时，核销了2000多万元的不良资产呢？”记者在采访时问江浩。

江浩答：“当时，江宁开发区的领导杨友林，刚好调离开发区、担任江宁建设局长，就提出要把国有市政公司、建安公司带走(即：把两家国企从开发区的下属企业变更为建设局的下属企业)。开发区不同意。后经反复协商，开发区就提出条件，开发区本应向国有市政公司支付的2000多万元工程款要一笔勾销、免于支付。我们答应了，这样一来，国有市政公司的2000多万元净资产就变成了负资产。”

另据江宁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文件反映，国有市政公司在“零资产出售”时，并未对其名下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计价，直接导致巨额土地权益被收购方私营企业非法占有。

借国企的钱“买”国企

国有市政公司已成功“归零”，接下来，由谁来“收购”这一笔已经“归零”的资产呢？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十余页南京市工商局存档资料、江宁农村信用社“现金解款单”等原始证据，清晰地勾勒出国有市政公司从国企变身为私企、新老公司生死更迭的诡异一刻：

2001年3月2日，江浩、夏菁等5名原国有市政公司高管人员，总计从国有市政公司办理私人“借款”100万元，作为他们的“个人投资款”，汇入于当日设立的私营企业———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民营市政公司”)账户，注册成立纯私营的市政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江浩任法人代表、总经理。

同日，国有市政公司，被江浩等人“申请注销”；国有市政公司全部资产、资质，被新设立的私营市政公司以“零元”的价格占为己有。

一份验资报告还显示，在私营市政公司成立仅20天后(即3月22日)，江浩、夏菁等5人又从同样由江浩担任法人代表、总经理的另一家国有企业———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简称“国有建安公司”)办理私人“借款”2000万元，作为江浩等5人的个人投资款，汇入私营市政公司账户，为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2000万元。

至此，由江浩担任法人代表和总经理的私营市政公司成立短短20天，即获得由江浩等5人现金汇入的注册资本金2100万元，而且2100万资本金全部来源于江浩本人担任法人代表和总经理的两家国有企业的外借资金。

“他们从自己掌控的国有企业借款2100万元，作为他们个人的对外投资款，这是确凿无疑的挪用资金犯罪。”北京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军分析认为。

相关改制文件还表明，2001年6月11日，江浩等人又对原国有建安公司实行了“零资产出售”式的改制，改制后的私营建安公司仍由江浩担任法人代表、总经理。

江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江宇集团近年来一直在做内部调整，不过调整的难度很大。

记者问：“你们当初成立新公司的个人投资款，是从老国有企业借的吗？”

“是的。不过———已经还了。”江浩答道。

“新公司一成立，老国企就注销了，你们把钱还给谁呢？”

江浩停顿片刻，答非所问地说：“所以说，调整的难度很大啊。”

1亿多元注册资本的真与假

在国有市政公司、建安公司被“零资产出售”给江浩等5名原国企高管设立的私营公司以后，一个产业疾速膨胀的奇迹诞生了。

据不完全统计，以2001年3月2日为时间起点，以私营市政公司、建安公司为“创业”平台，江浩、戎本军、夏菁、夏友宝、张玉宝、张景春、张春花、刘勇、丁伯生、张道贵、吴立华等11人，先后投资成立十余家私营公司，进而于2003年组建江宇集团，由江浩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上述江宇集团全部11名自然人股东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累计对外投资金额高达1.6亿元，而且全部是现金投资。

记者调查取证发现，江宇集团旗下多家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显示，2001年3月至2003年6月，江浩的个人对外现金投资累计超过5640万元；张景春对外现金投资超过3020万元；夏菁、夏友宝、张玉宝等3人对外现金投资均超过1590万元；戎本军的对外现金投资超过950万元；张春花、刘勇、丁伯生、张道贵等4人的对外现金投资均超过640万元；吴立华为300万元。

南京市工商局的资料同时表明，2001年、2002年两年间，私营市政公司、私营建安公司等2家公司的累计税后利润仅为100余万元，远不足以为江浩等11人提供上述对外投资所需的巨额现金。

“江浩等人在2001年以前均为国企高管人员，在下海经商后的两年内，对外投资累计超过1.6亿元，且无合法收入来源，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存在着掏空原国有企业资产、中饱私囊的重大嫌疑。”江苏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律师分析认为。

然而江宇集团的一份内部资料则反映了另一种可能性。这份题为《江宇集团股东出资方案》的内部文件反映，江宇集团上述11名自然人股东对江宇系公司的出资额，一直未能真实到位，在私营市政公司、建安公司的账册上，江浩等11人的欠款总计达1.3亿元，江宇系公司“11名自然人股东的出资，至今仍以借款的方式反映在私营市政公司、建安公司的账面上。”

相关法律专家分析认为：“如果这份江宇集团的内部文件反映情况属实，则江浩等11人已涉嫌虚假注册资本犯罪，而且涉案金额巨大。反之，如果他们真是用自有资金投的钱，那他们在两年时间里、又是从哪里挣得的1.6亿元巨额现金呢？究竟是涉嫌巨额虚假注册资本犯罪？还是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种犯罪情形，他们必居其一。”

“很多资金都是借的。”江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我们正在调整，不过，调整的难度的确非常大。”

神秘民企的幕后推手

虽然江宇集团的发家史存在诸多疑点，然而在杨海的举报对象中，排在首位并不是江浩，而是江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提及的江宁开发区官员杨友林。

杨友林，现任江宁开发区常务副主任。17年前，正是他一手创办了国有市政公司，并担任公司首任法人代表、总经理。资料显示，江浩于国有市政公司成立的那一年的8月，从江苏农学院园艺专业毕业，进入该公司工作，并很快担任公司办公室主任一职。

据杨海指证，杨友林虽不在江宇集团任职，表面上也不持有股份，“但杨友林才是江宇集团的真正操盘者，江宇集团的股东江浩、夏菁、张玉宝、刘勇等人，要么是杨的秘书、密友，要么是杨的驾驶员、老部下，江宇集团中层以上干部的人事任免权，均由杨友林直接掌控。”

“而且，正是杨友林本人，一手策划组建了江宇系公司作为其牟利平台，并利用手中权力，为江宇系公司大量输送利益。”杨海在举报材料说。

杨友林在江宇集团的发家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江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的两个情况尤为引人关注：

其一，杨友林调任江宁建设局长后，提出要将国有市政公司变更为建设局的下属企业，为此不惜核销了该公司2000多万元的应收账款。

其二，记者在采访时曾问江浩：“你们投资创办私营公司，有风险吗？”

“没风险。当时建设局在主抓老城区改造工程，工程多得做不完。我们这种公司，只要给工程做，就不怕。”江浩答道。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江宇集团急剧膨胀的速度的确令人吃惊。2002年纯利润仅100余万元的江宇系公司，至2007年已发展成为年营业收入至少超过30亿元，经营范围包括道路、桥梁、建筑、建材、运输、房地产、汽车销售、汽车维修、园林景观、餐饮娱乐、烟酒销售等几乎一切与市政建设、城市发展有关的生产、服务领域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电脑中毒。
以上内容完全由电脑病毒随机生成并发送,小弟并不明白其涵义,故小弟不对以上内容负责,请不要跨省追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