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别关注》上看到这篇文章--危险的蒙古闹市》,被震惊了好久,没有想到,在蒙古生活的这些中国劳工竟然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心里真是五味俱全,在网上搜了好久,就是找不到原文,有的只是标题,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这么多字,只是想让大家更加了解中国劳工在蒙古的处境。。。。
不敢去闹市
“你是哪里人?”一句中国话,一支“中南海”牌香烟,话匣轻易打开了。
李安顺,安徽郎溪县人,原来是县某工厂的职工,两万元钱买断工龄之后,便随着老乡出来做工,到现在为止已有8年。妻子在家中经营小卖部,女儿留在南京工作。
李安顺来到乌兰巴托已有半年,每天的工作是在这栋大楼里面看仓库,管后勤。大楼的对面,便是熙来攘往的苏赫巴托。
出乎我的意料,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却不知道广场正中的苏赫巴托塑像是谁。他从未涉足那里半步,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
谈到这里,李安顺向我倒起了满肚子的苦水。
“我们平时不敢出去吃饭,喝酒,根本没有任何娱乐,连香烟都是蒙古小贩送到工地上来。”说这话的时候,他有些激动。
他接着说:“醉酒的蒙古人会找我们麻烦,轻则骂街,重则痛打。警察也会检查我们的护照,而我们手里只有复印件,原件都在老板手里。老板让我们平时不要出去。
这使我想起朋友的忠告:自己一个人要小心,特别是晚上的时候,要里街上的醉鬼远一点,当时听来,并没有当回事。倒了蒙古以后,接触的中国人多了,才逐渐体会到朋友的忠告并非空穴来风。
蒙古人对中国人的不友好,由来已久。蒙古前任华侨协会段会长告诉我,在蒙古的华侨基本上都有过挨打的经历,挨骂更是家常便饭。
“在老家过得多舒心,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在在儿不行,唱之前还要县往周围看一看。”李安顺说。
经常被袭击
我在二连浩特遇到的一个朋友,几年前,他曾在苏赫巴托广场北小偷偷去手机,谁知追到小偷后,却被警察带到警察局,小偷被放走,自己反而挨了打。
当地警察偏袒蒙古人,这跟中国刚好相反。以后没事我再不会去蒙古了,太受气!”
李安顺曾亲眼看到,两个蒙古人闯进他们的宿舍,在几百个中国劳工面前,愣是将一个人打成重伤。
老李愤怒地对我说:“当时,我们每人吐一口吐沫,都能把他们淹死,可老板不让我们还手,说被蒙古警察抓去了要挨揍,还要坐水牢。”
更惊险的事情,发生在2008年7月日。因为民主党与几个小党对议会选举结果不满,党徒与民众在广场周围**,随后演变成骚乱。人民革命党大楼被烧,警察开枪,当场打死4名**者。
这本与中国劳工毫无关系。但是,香格里拉大厦恰好夹在苏赫巴托广场与人民革命党总部中间,二大厦偏偏又由中国人承建。这事当然逃不过哪些好事之徒的眼睛。
李安顺告诉我,那天,有五百多个蒙古人将大楼团团围住,在大楼里面工作的中国劳工有一百多人。最危险的时刻,骚乱者已经上到了第七层,中国工人则退到第十三层,流血冲突一触即发。
“当时吓死我了。”老李讲到这里时脸上的肌肉有些抽搐。
最终,是保安公司救了他们。
“来了两大车保安,不是现在门口这样的老弱病残,是保安公司从全城调来的精兵强将。他们拦住蒙古人,隔出一条路来,我们才得以脱身。”
在这里,我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说话时的场景。当时,我背对着老李,身后是一个带喷水池的小广场,熙来攘往。老李身子在建工集团之内,只有头露在外面,正对广场。
当跟我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我观察到,他的眼睛不停扫视对面人行道上的路人。
“你看什么呢?”我问道。
“得提防着点儿,随时都有可能有石头飞过来。”中国工人们每天从工地顶层俯瞰苏赫巴托广场,但从来没有踏进广场半步。
“有这么严重吗?”
“上次,我们有一个共友就在这里被一个蒙古小青年袭击了。”李安顺说。
胆战心惊赚钱
谈话期间,我不时递上去的“中南海”牌香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老李同意带我到大楼里区看看。进门的时候,蒙古保安本没有过问之意,老李还是特地跑过去对他们说:“这是我的朋友。”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要不是我在这儿,你就进不来了。”
五楼的宿舍里,用木板隔出的库房就是他们的宿舍。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几张有床垫或没床垫的床。老李从一个大木箱深处,掏出一包绿茶来给我沏上,一边对我说:“这是家乡的茶叶,胡锦涛小时候都喝过。”
在这间逼仄,简陋的工棚里,我听到另外以为工友黄文徽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他与两名工友同乘电梯,同乘的还有三名蒙古人。电梯行进中,其中一名醉酒的蒙古人突然掐住中国工友的脖子,老黄和另一名朋友气不过,久上去拉那个蒙古人,却不料挨了一拳。
“太受气了!”老黄气愤地说。
一直对我抱怨说没有肉吃的老黄,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单薄,骨瘦如柴。同老李一样,他也来自安徽郎溪,家中有十几亩薄地,老婆至今在家务农。他有一儿一女,儿子是汽车司机,女儿已经嫁人。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来异乡干活儿的时候,老黄无奈地说:“儿子结婚就得十几万元,不出来挣钱,儿子怎么办?”
的确,每月3500元钱的工资,比起家乡种地生活,已经好了很多,这是吸引他们继续留下来的根本原因。
下楼的时候,老李又专门跑过去对蒙古保安说:“我带朋友来这里看看,他这就要走了。”老李为了我的安全,执意要求蒙古保安送我出门到苏赫巴托广场。我执拗不过,只得从命。从大楼到广场不到百米的路上,两人将我夹在中间,像看着一个犯人。
我注意到老李的眼睛在不停地四处张望,像一只惊恐的羚羊,搞得我也紧张起来。最终,在老李的再三叮咛下,我们互相告别。
此时,已是华灯初上。苏赫巴托塑像旁,已经聚满了前来玩耍的年轻人。他们也许并不知道,马路对面的那栋大楼上,一群中国劳工,将他们看成危险人物,处处提防。驻蒙古的中国大使馆朋友告诉我,这样的务工人员,在蒙古有两万人左右。
我回过头去,整个香格里拉大楼漆黑一片。老李和老黄,或许就在某个角落注视着我。城市的灯红酒绿与他们咫尺之遥,他们却像犯人一样将自己囚禁在工地,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的花花世界,对于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没有交点。唯一令他们欣慰的,是每月几千元的收入与妻儿收到汇款后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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