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同堤书生
詹姆斯·乔伊斯说:“历史是我正努力从中醒过来的一场噩梦。”这是一句很发人深省的话,我深信不疑。
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中写道纪念他的妻子的文章《怀念萧山》,让我看到“红太阳升起”的中国是如何让人胆战心惊,阳光下的阴暗是多么让人可怕,那是一段阴暗的历史,一段充满了杀戮和血腥的历史,是一段人折磨人的历史,是中国文人最阴冷的日子,是新中国的“焚书坑儒”。萧山,做为巴金的妻子,作为一名普通的妇女,在那场浩劫之中仅仅因为他是巴金的妻子而活活的被那些所谓的“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用专政的方法折磨而死,仅仅作为巴金的妻子她的心中的愿望仅仅也是希望,看到自己的丈夫被解放,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走资派,她更不相信社会主义祖国容不下一个普通的文人,所以她天天在期待着解放,直到死。她说她看不到那一天了。为了维护良知的正义,她在那个阴暗的岁月里与“专政”做对,屡次被拉出去做为巴金的陪同批判被毒打辱骂,做为巴金的妻子她以巴金为荣,她相信巴金的问题一定能解决,乌云永远遮不住太阳,所以身体上的折磨算不了什么,她去扫大街去和不正义的声音做抵抗,然而终究她是血肉之躯,终究还是倒下了。活在“红色恐怖”的年月里,每天醒来他们都会说出一句话:“日子难过呀!”
巴金这样写道:“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如此我相信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居然连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孺都容不下,那铜头皮带砸下去是对平民的专政还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呢?萧山死了,然而她却保护了中国中国二十世纪末的一位文坛泰斗,呵护了文化的正义。发起这场运动的领袖欲要拿“无产阶级的专政”来革“文化人的命 ”,其实让人愈加看清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它把文化人心底留下的一线美好全部毁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无产阶级的专政了。
巴老用浸满血泪的文笔写下那段恐怖岁月的辛酸泪,让我同样的想到了另一个文人——老舍。他以他的方式宣告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残暴——投身北京西郊太平湖。这种非正常的死亡,让今天的人们似乎看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老舍的死,是在1966年8月,“文革”开始不久,老舍被批斗被殴打,之后投身北京西郊太平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遗书,没有人知道他死前想了些什么。老舍在回国之初的几年里创作热情高涨,深入农村创作,删改旧作如《骆驼祥子》中不合时宜的内容等以适应新形势新时代,分清敌我阵营。然而不管怎样,老舍还是没有能合得上那个时代的“拍”,革命的火势很快就蔓延到自己身上来了,老舍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在“八二三”事件被殴打侮辱之后,老舍选择了他小说中人物的死法——投水自尽。就在老舍死后不久,让人们看到了一幅《罗生门》的景象, 几个互不相干的人都说“是我”打捞起的老舍尸体,于是关于老舍尸身所穿的衣服,也有“灰裤子白衬衫”、“浅色的大褂儿”、“灰色便服”、“西服上衣”多种说法;甚至关于是谁替老舍合上的双眼也都是自说自话。历史,在口述的形式下呈现了多声部。其实,在那“红色恐怖”的岁月里何止一个老舍,一个萧山,被逼上绝路,触目惊心的事件在那个年月一个接一个发生,看上去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似乎在维护着一个不可动摇的政权,其实毁掉的却是中国的文化血脉,无数的大师、学者、文化精英在那个年月里遭受到非人的待遇,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鲁迅先生说道孔乙己的时候说其“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其实在那个年月里文人成为刀下鬼的时候,他们是争不起来的,面对一个如此强大的政权,他们只能哀己不幸。原来为着红色中国而摇旗呐喊的旗手和勇士,在那个时候只能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一生把启发民智做为自己不懈的追求,到头来还是让无知的民众砍下自己的头颅。于是,我更加倾佩鲁迅先生,他选择的居然是背叛者的背叛,背叛者们奉他为教主,为领军人物。正如毛泽东的经典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然而,鲁迅再次抽出身来,将自己置身于“叛逆者的叛逆”。他发现周扬等人是为奴隶主拿着鞭子的奴隶工头,那么谁是奴隶主呢?鲁迅没有说。然而鲁迅对革命成功后将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命运早已胸有成竹,我不得不说鲁迅的早死是幸运的。苟延残喘的活着的周作人的命运,后来足以证明他的活着比死还难受。他也同样被人革了命,成为文化战线上的冤魂。
世上本没有鬼,只有人心有鬼。鬼是不可怕的,比鬼更怕的是政治。政治,一旦掌握在独裁的专制者的手上,就成为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而首先成为刀下鬼的便是那些天天喊着“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文人。这是文人命运的必然,因为没有一个文人不愿意说话,而敢于说真话的文人就势必成为猎杀的对象,没有一个统治者愿意别人在他的身上挑虱子,哪怕臭的腐烂。
历史,原来是我们正在醒过来的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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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